全国名中医高思华： 肝脾肾同调 开创糖尿病诊治新模式

       2026年夏，北京四惠西区医院二楼诊室里，全国名中医高思华正在为一名2型糖尿病患者把脉。他凝神静气，指腹轻抵寸关尺三部，细细体察脉气之来去、浮沉、迟数、虚实。望闻问切四诊合参后，他提笔开出降糖消渴方，肝脾肾三脏同调。
   
       当前，我国约有2.33亿患者正在与糖尿病“搏斗”。这个数字意味着，每6个中国人中就有1人血糖失控。身边的同事、亲友，甚至是自己，都可能置身于这场“甜蜜风暴”之中。高思华教授手中的那支笔，开出的不仅是一张药方，更是一套刷新了千年中医传统认识的全新诊疗模式。
 
        从“消渴”到“三脏”一个由临床困惑引发的学术破局
        把时间的指针拨回到35年前。1991年，已经是中国中医研究院副研究员的高思华教授，在临床上遇到深深的困惑：“传统中医将糖尿病归入‘消渴病’，以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为辨证依据。可临床上，众多血糖指标异常患者，既不渴也不瘦。没有‘三多一少’症状还能往‘消渴’上靠吗？”
        疑问的背后，是现代社会向传统中医提出的重大课题。高思华教授解释，以前，受制于诊断技术，糖尿病患者往往到了出现‘三多一少’典型症状时才到医院就诊，那时方知患病。而随着健康体检的普及和血糖筛查技术的进步，大量患者在发现血糖指标异常时并无明显症状。流行病学研究显示，绝大多数新诊断2型糖尿病患者无明显典型症状。在此背景下，若拘泥于传统消渴病的‘三消分治’框架来应对现代2型糖尿病，辨证论治难免与临床实际存在脱节。
        “中医科研讲究溯本求源，有疑问首先要从古籍上找到根据。”为寻找破题之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高思华教授成了图书馆的常客。可是，翻遍古籍，他却没有找到想要的答案。
         高思华教授不无遗憾地说：“近代医家也有从阴虚燥热、气阴两虚、气滞血瘀等来分型辨治，虽都有效果，但这种分型缺乏脏腑定位，难以辨证准确，不能从根本上提高糖尿病治疗的疗效。亦有医家或从胃从火，或从脾从湿，或从肾从虚，或从肝从火来辨证论治，虽然见仁见智，但不能真正全面反映糖尿病的病机特点和病变规律，影响了临床疗效。”
        真正的转机出现在1992年。上世纪90年代初，高思华教授赴日本东京国立癌中心医院内分泌内科研修。在那个满是精密仪器和化验单的异国医院里，他尝试用中医思维“翻译”现代医学的糖尿病病理生理机制，并从中寻求新的治疗灵感。
“糖尿病由糖代谢失常引发，而糖从中医角度看来是‘水谷之精微’，代谢失常应责之脾运失职；糖从小便而出，应责之肾失固摄；糖尿病遗传与生长激素因素，关联肾主先天之本；精神应激诱发糖代谢紊乱及高凝倾向，责之肝失疏泄、气滞血瘀；而增龄高发，则对应年老肝肾虚衰。”
        领悟至此，一个大胆的假说在他心中成型：“2型糖尿病非单一脏腑之病，其病位在肝、脾、肾三脏。”
        从假说到临床：“肝脾肾三脏同调方案”问世 荣膺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高思华教授谨记着老师曾赠予他的一幅字。在他看来，中医学不是封存在古籍里的标本，而是一条奔流不息的河流--它需要后人不间断地疏浚、拓宽，才能滋养更多的生命。
         从日本回国后，他立即投入研究。大量临床观察让他确认：无论病因从何而起，糖尿病患者均是先伤于肝、脾、肾中的一脏，然后渐次波及其他两脏导致三脏同病，正虚与湿浊、血瘀、燥热交织，共同催生高血糖。
         据此，他提出“肝脾肾同治”的辨治新思路：先定位，找准病位在肝、在脾还是在肾，分清主次；再定性，辨析气血阴阳、寒热虚实、痰湿瘀毒等；定位定性合参，三脏同调；组方之时，既尊重每味药的升降浮沉与归经功效，又参考现代药理研究的成果，让传统智慧与当代科学相互印证。
         这一理论很快经受了严格的临床考验。一项针对2501例患者的回顾性研究率先从证候学上证实了其科学性。随后，高思华教授领衔团队针对临床最常见的三种证型，分别以养肝滋肾、疏肝解郁、健脾益气为主，组建了“降糖消渴”1、2、3方，联合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东方医院，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等多家单位，完成了多中心大样本的临床观察。
         265例患者的疗效数据令人振奋：治疗2个月后，三组方剂降低空腹血糖的有效率分别超过74%、64%、72%；降低餐后2小时血糖有效率均在60%左右；改善中医证候的总有效率全部达到90%以上。这项研究不仅打破了糖尿病从“消渴”论治的传统框架，更实现了中西医理论在临床层面的真正融通，对丰富、发展中医辨证论治理论，促进2型糖尿病中医辨证规范化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参考意义。因其卓越的理论和临床价值贡献，该成果相继荣获中华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医术上的突破，不仅体现在数据与奖项上，也让高思华教授赢得了跨越国界的信任。1995年，科威特王储向巴林王室推荐了高思华教授。彼时，巴林王后身患多种代谢疾病，德国、英国、美国的多国专家轮番施治，效果均不明显。高思华教授应邀赴巴林，运用中医综合调理之法，仅十天左右，王后病情便显著改观。欣喜的巴林国王在王宫亲自接见他，并盛情挽留他定居巴林从医。高思华教授婉言谢绝：“我可以再来，但我不能离开我的国家。”
         治政要，更治百姓。在高思华教授看来，医德并非虚言——“能够不分尊卑，不计名利，像对待亲人一样对待自己的病人，是医生最基本的素质。”
         从1991年在临床中萌生困惑，到2026年坚守一线，为患者开出三脏同调的方剂，三十余年弹指一挥间。高思华教授走过的这条路，既是一个医者对真理的执着求索，也是传统中医在现代医学语境下的一次成功突围。
         当越来越多的中医人沿着他开辟的道路前行，当肝脾肾同治的理念被更广泛地应用于糖尿病诊疗，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场席卷2.33亿国人的“甜蜜风暴”，终将在中西医并重的时代合力之下，被驯服、被化解。而这，正是五千年中医药智慧在当代绽放出的最动人的光芒。
 
（本文综合整理自山东卫视《五湖四海山东人》·《高思华：杏林春暖“醉”在岐黄》、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糖尿病专业委员会第六次国际中医糖尿病学术交流会论文集·《肝脾肾同治法辨证治疗2型糖尿病的临床研究》、《中国中医药报》·《立足肝脾肾辨治2型糖尿病》、《中国科学报》·《推出脏腑辨证模式治疗糖尿病》、《光明日报》·《中西医结合治糖尿病》）